姚小侬

　　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曾经是许多年轻人向往的单位。

　　1983年，为了照顾妻子和女儿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我即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回到本地供销社单位工作。

　　当年我所在的菖蒲供销分社同丰门市部，营业场所是同丰村生产队的一幢仓库，有员工四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有趣的是，论年龄我是他们的兄长，论资格我初来乍到，充其量还是他们的徒弟而已。门市部没有食堂，一日三餐就搭伙在附近一农户家里，每日交一斤粮票和五角钱的伙食费。

　　依稀记得上班的首月，我就碰上一件闹心的事：月底盘点汇总核帐时，发现短款二百多元，这下可把大家急坏了，门市部负责人忙怊呼大家再次核对复查，一直忙乱到深夜二点多，仍未查出短款原因。门市部负责人认为我是个新手，或许差错会发生在我身上，于是又招呼所有人突击复盘仓库存货，结果还是没有找到疑点，无奈中只得如实把帐做了上报。那时候柜组上若出现短款，会被视为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件，轻者扣除当事人当月奖金，还必须写出书面检查，性质稍严重些会按贪污行为论处。事后供销社对这次短款事件作了处理，除当事人填补短款外，还扣罚当事人的当月奖金，侥幸的是，单位里念我是个新手未作任何处罚。三个月后，社里作了人事调整，由我出任门市部负责人，两位同事调乡供销社所在地。这时候的我在业务方面已基本娴熟，通过我反复检查核对之前的帐务出入，终于找到了疑点：原来有一笔二百八十元自行进货的钮扣，做费用支付时，漏做商品入库验收单，相抵之下还长款五十余元。查明了短款事实，两位同事高兴地说：“姜还是老的辣，多亏你帮我们洗清了这一污点，谢谢！”

　　八十年代初，供销社还处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供应的交接点上，所有的门市部墙上都书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醒目大字。一些紧俏物资，例棉布、棉花、肥皂、白糖、香烟等，还实行凭票证供应，永久、凤凰牌自行车，乡镇供销社一年如能分配给一、二辆，算是烧了高香。化肥农药和柴机油的供应，须凭上级有关部门红头文件分配给各辖地乡镇，由乡分管农业领导按各村的田地亩数，根据分配数量发放票证，凭票证到供销社购买。

　　在供销社垄断农村市场的岁月里，群众最认准的还是供销社营业员的服务态度，一个服务员服务态度的好坏，可以说在群众心目中就是一杆称，能称出你的人生价值观来。营业员在做好紧俏物资供应的同时，要说难度最大的，还是那些凭票供应的化肥和农药，因分配到手的尿素、复合肥，田地少的农户也只有二、三斤，农药也只有二、三两。如何做好化肥、农药的拆零供应，我深有体会，在闷热的天气里打开贮藏农药化肥仓库，就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袭来，特别是在露天氨水池里放氨水时，有时被呛上一口，刺心撩肺、令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年关供应，是营业员在三尺柜台上最繁忙的季节，那时候商品出售不比现在都是精制包装好现买的。春节期间供应的糕点，诸如兰花根、榧子糖、开口笑之类，用的是麻袋包装，统一从县食品厂采购，酒、酱油类都是坛装。打酒、打酱油用的是一两、二两、半斤提，临年关时，到供销社来打酒、打酱油的人络绎不绝，营业员手里拿着个酒提、酱油提，不断在酒坛、酱油坛里七上八下忙得团团转。一天的忙碌，致使整条胳膊酸疼的难受，为了不误第二天的供应，晚上还得加班加点包糕点，糕点是用草纸包成八角包，贴上一条吉利红纸，每晚至小要包装好一二百包糕点，经常要熬到深夜一、二点钟才打烊。

　　记得当年我在同丰市部三尺柜台任营业员时，除了做好上述的日常工作外，我们还经常在农村农忙季节组织人员送货到田间地头和一些偏僻山区，帮助一些困难农户做些份内的帮扶。发展商品基地时，也常和县公司技术人员一起下村蹲点指导。“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我们营业员的辛勤付出却换来群众的信任和尊重，逢年过节把我们当亲人一样对待，常热情相邀去他们家做客，特别是到了宰年猪时，农户到门市部争邀我们去吃年猪饭的场面令人感动。我终生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在1984年菖蒲乡推荐县代表候选人时，我所在门市部辖下的三个村一致要推荐我任县代表候选人，虽说因受名额限制末被任选，我内心却感觉到热乎乎的，心想如踏踏实实地做好三尺柜台上的本职工作，同样也会得到社会的认可。至于我后来的入党、评上县政府先进工作者，这一切都和当时群众对我的信任有着密不可分的潜在因素......

　　当年我在供销社三尺柜台任营业员虽然不到三年，后因工作需要，组织上任命我当了供销社主任，然这短暂三尺柜台的营业生涯，那点点滴滴的缩影，始终在我的脑海间萦迥，记忧犹新，随着岁月时光流逝，情有所念，心有所系，成为我人生轨迹中一缕难以抹去的缱绻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