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高汉

　　开化位于浙皖赣三省七县交界处，独特的地理位置，为我县历史上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人口迁徙来看，自西晋末叶开始，历经十六国争霸，至隋统一之前的二百八十余年的战乱与分裂 ，导致一些大姓家族、官宦人家和书香门笫，相继徙流到皖南徽州篁墩等地，中古北方文化的融入，促进了徽州文化的蓬勃发展。后因人口的不断增多，自唐、五代至宋初，又有部分姓氏，诸如江、郑、汪、程、张、方、余、夏、戴、等，均先后举家从古徽州迁入开化各地。这些姓氏，不仅带来了建筑、经商和工艺技术，还带来了古徽州丰富的文化与教育。

　　历经一百三十余年，北宋亡而南宋迁都杭州临安后，孔子的一支迁居衢州，并设立了孔庙。接踵而来的是又一批文人学士的入居，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也就水涨船高。据历朝《开化县志》记载，因经历以上两次人口的大迁徙，来开化隐居、览游的富绅、官吏、学者，越来越多，其时有江纬、程俱、汪藻、赵子昼、江少虞、江少齐、江汉等一批人，聚集在华埠《七虎堂书院》谈诗论道，他们的诗文在开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人们誉为“文中七虎”。此后又有博通坟典，望重儒林的周秘、邹补之、方李、周逵、江叔源、张公旦、徐质夫七位，再次结缘论学于《七虎堂》。此七人学行、气节，俱足以风厉当时而兴起后来，遂号称其堂为《后七贤堂》。尤其是南宋中后期，儒学各派的互争雄长，诸如朱熹为代表的主流道学、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张拭、胡安国为代表的湖湘学派、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均对开化产生深厚的影响，特别是朱熹、吕祖谦对开化的关注，常到马金之包山、中村、村头、及潭口等地书院讲学。从而大大地促进了我县文教事业的发展。其时的开化，崇文重教之风十分浓厚，官学、私塾、义学纷纷创立，不但县池建有学宫，而且县内主要镇乡，都建有书院、书屋、书舍，因此举进士者仅两宋就多达80余人。还造就了浙江第一位少年状元和五位解元，因而被誉为“开乡民厚德之风范，崇文化教育之功能”以彰显其开明教化。

　　宋元鼎革，蒙人主国，有较长一段时间未开设科考。当时，等级制度非常严格，将汉人定为第三等，汉人中的南人定为四等，故元代开化举进士只有9人。元亡后，明代实行比唐、宋更完备的教育制度，中央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州、县学和半官文的社学，并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大明律》《大诰》为主要教材。加之自南宋以来，开化对理学教育特别看重，经常请理学名家来开化各地讲学。至明嘉靖间，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王守仁，与开化人方豪、吾谨等交往密切，常有诗书往来，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的阳明派哲学，对开化影响颇大。当时，各书院都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盛行讲会制度，并在县城开设讲堂、文会、诗会，允许不同学派开展争辩，且不受地域限制。名师讲学，四方学者都可来环坐聆听，互相切磋，学习的氛围极好。因而，明代270余年中，虽自永乐后，君皇昏庸，官吏贪腐，天灾人祸不止，然而，开化仍能举进士45名。至清代，因明清鼎革、耿藩之乱和左宗棠与太平军在开化的十余年的拉锯战及其它历史等原因，以致进士及第者仅有10人。

　　纵看开化历史，按民国县志所记载，自北宋初建县至清末，先后建有县学1个，书院27个，培养和造就贡士588名，举人215名，进士214人，历朝个人专著261部（卷），其中入《四库全书》有13部13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