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悠

　　近日，公安部发布消息详解了不该由公安机关开具的十八种奇葩证明，并指出这些证明该由哪个机关负责开具。

　　看了这则新闻后，相信许多饱受“证明”之苦的群众并无开怀之感。这则消息并非说不用开具这类证明，而是让大家知道这些证明不归公安部门开具，得找公安机关以外的部门。公安部此消息发出后，也没见相关部门及时跟进认领。往深里一想，如果某些机关也像公安部一样发则消息，说某某证明我部门不再开具，归某某部门负责。那时，咱普通百姓可更是茫然失措，真落得个“捧着猪头找不着庙”的境遇了。

　　某些证明之所以被冠以“奇葩”二字，是因为这些被证明的事实本身很容易找到依据，根本不用开具所谓的证明。而被要求出具“你妈是你妈”之类的证明，除了制度设计上存有不合理因素外，重要的是权力部门的特权思维和懒政行为。许多部门还只是把简政放权喊在嘴上，总改不了有权就任性的毛病，非得让群众陪着笑脸说上好话来求个印章，才显得自己手中有权。而许多部门落章之时，还顺带收取点费用，可谓名利双收。而懒政者，要么不愿干事，把本应自己调查取证的事交给群众自行办理；要么不愿协调，以只扫门前雪的态度封闭办事，不和其他部门配合沟通；又或者不愿担责，一味让别的部门出具证明，进而将办事的群众当作皮球来回踢。凡此种种，只会让奇葩证明越来越多。

　　证明再奇葩，只要有需要，公民还得找相关部门开具。从这个意义上说，让这些奇葩证明失去用武之地才是关键。这需要职能部门真正做到简政放权，及时清除不合时宜的证明材料，对应该由公民提交的证明应该像公开权力清单那样，详细列出哪些是必须的，应该由哪个部门出具等等。更需要切实转变工作理念，坚持以民为本，做到主动服务。事实上，很多被要求开具的证明，完全可以通过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来解决。在“互联网+”时代，应该强力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建立必要的信息共享机制，用大数据来解决审批中遇到的问题。唯有如此，奇葩证明才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