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晓星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说：一切安乐，无不来自困苦。我认为我家老大和路遥作品中《人生》的高加林不但外形相似，而且在生活经历和精神追求方面也颇为相似，一生中遭遇深重的苦难。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形象，也近乎老大的翻版，不同的只是江南水乡和黄土高原地域之间的差别。老大和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一样，面对生活的苛责，没有选择放弃和“躺平”，而是迎难而上，以不屈的性格、不懈的抗争，不断地探索、不停地追寻，缘于对成功的渴望、对人生理想的孜孜以求，构成了一部人生跌宕起伏的多重奏乐章。——题记

　　家乡位于浙中，这里是一片贫瘠的土地，以丘陵和盆地为主，人多地少，资源匮乏。这里没有葱郁的林木，没有灿烂的鲜花，没有鲜艳的水果，更没有来自外界任何的加持。苍茫，深重，沉闷，苦难，就是家乡能给你的全部。若说有大自然的馈赠，那就是清风明月，所谓“我本有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自然，乡人勤劳智慧，靠打铁皮手工艺为生；还有粮食的产出，那不外是稻谷、玉米、麦子三大类。零零星星还有番薯、土豆、南瓜等充粮的粗食，仅够裹腹，没有油星。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老大出生在东阳市淑玉堂一个贫寒的农家。老大自小聪慧懂事，深得爷爷奶奶喜爱、父母的倚重和邻居的称赞，都说这孩子长大会有出息，能成大事。老大稍长，不用父母吩咐，就主动帮助干农活、做家务。听老娘说，老大十来岁时，经常一个人独自外出割草，挑回家的草呈“稻蓬旋”，指把装草的畚箕四周垒得饱满膨胀，数量之多远超过同龄人。由于湿草重，老大稚嫩的肩膀承受不了，每次老娘都要到半路去接。老娘为此颇为自豪，晒干的草料可作烧水做饭蒸猪食的燃料好一阵子了。老大天赋聪颖，悟性强，喜爱读书，是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不像现在的小朋友，书没念到，摆谱作作样子，搞上下学送接这一套。老大学习又非常刻苦，成绩优异，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长。

　　1968年，“文革”开始的第二年，老大小学毕业了，但只能是上蒋小学初中班的备取生，而隔壁同龄的发小成坤、海水被大队推荐到教学质量更好的六石初中读书，因为成坤、海水是军属，老大是台湾家属。

　　上蒋小学初中不像现在的正规初中，而是在小学里插进两个初中班。别的同学去上课一个星期了，可老大还迟迟没接到上学通知。老爸老妈慌了，老大这么小，又酷爱读书，没有书读怎么行，以后出路在哪？

　　老爸老妈急忙赶到学校找老师说情。刚好校长是我村亲戚，就答应让老大去上课。老大所在班是三届的小学毕业生混在一起。那时15个同班同学，就老大一个是五好学生。第二年，上蒋初中二年级搬到塘下小学初中班。老师看到了老大的日常表现和学习成绩，让老大当了班长。据老大回忆，那时学校的老师在他眼里都是大知识分子，很有水平，他们大多是从省城、县城下放到农村的。但都有所谓的政治问题，其身份大都是“右派”或出生成份不好。老大的班主任是东阳中学高中部的数学老师，地主成份，台湾家属。老大好不容易读完初中，又面临升学的关隘。那会读高中的名额大多是推荐的，大队、乡里干部的子女和家庭出身成份好的、所谓“根正苗红”的子女才有资格读高中。老大止步于高中，从此命运发生陡转。现在我想，要是换到恢复高考和不划分所谓“成份”的年代，老大准能考上重点大学，完全有可能上现在的985大学。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刚上初中那年，老大就向我推荐了一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说是本好书，表明老大是认真读过的。这小说当时是手抄本，许多人偷偷摸摸传阅。我第一次接触小说，有些懵里懵懂，读后只知道大概的故事情节，但我牢牢记住了书中苏冠兰、丁洁琼、叶玉涵三个人物名字。以后随着读书多和生活阅历的增加，我对人物的爱情纠葛及家国情怀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和感悟，并一直激励我愈挫愈勇，奋然前行。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老大初中毕业，在家干了两年农活之后，就跟长辈学习打铁皮活，学艺进步很快。一般学徒学手艺都要3年，可老大不到一年就出师了，打铁皮是重活，手掌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虎口皲裂，像松树皮一样粗糙干巴。因老爸在诸暨酿酒熬活，老大就挑着笨重的铁皮担头，翻越陡峭险峻的岭北脚，跋山涉水100多里到诸暨谋生，吆喝着走街串巷，做些补脸盆、焊锡酒壶、打铁皮火冲和小油灯的活。风里来，雨里去，老大过早地品尝到生活的艰难，皮肤变得黝黑黝黑的，胳膊显得格外粗壮。在诸暨那些年，老大谋生虽然辛苦，但感受到了浓浓的、无言的、大山般的父爱。只要父子相聚，老爸总是早早地去街上买了家里吃不上的早餐，中饭偶尔会有香喷喷的红烧肉吃。老大说，那种享受也只有在父亲那里会得到。而回到老家，一年到头也别想。1976年3月，父亲因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患肝癌辞世，家庭的顶梁柱轰然坍塌了。

　　记得这些年回家，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重逢叙旧，每每聊及过往的困窘和艰难，老大双眼情不自禁噙满泪水，甚至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为什么流泪，是因为心里有痛、有悲！他说，父亲去世那年，犹如大山一样的沉重生活压力，无情地抛掷在老娘和他身上。凄风苦雨不请自来，他才23岁，感觉天崩地裂，不知道今后漫长的日子该怎样捱过、整个大家庭该如何支撑下去。那些年，老大是心中有苦闷无处诉，有难处无人能帮，性情变得有些郁郁寡欢。

　　长子为父。老大除了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还要面对人世间的飞短流长，风言风语以及尖酸刻薄。大约父亲离开的第二年，老大扛着锄头到自家水田放水，准备插秧，遇见同房的堂叔。堂叔不但不同情我家的遭遇，反而用一副幸灾乐祸的口气说，今后你们一家子再也爬不起来了！老大性情刚烈，血气涌上来了，眼珠充了血丝，马上还口说：那得看20年后再说！撂完这话，老大一个转身就走了，搁下堂叔傻楞楞地立在田头好久，不知所措。

　　家里剩下六口人，老娘、老大、老二、姐、我和弟。父亲去世后过了半年，老大迎娶了大嫂，家里又多了一口人。老大选择在那年成亲，不知是我们当地习俗“冲喜”抑或原先婚约，我现在还不清楚。

　　大嫂是我小姑妈的大女儿，即我的表姐。那个时代，近亲结婚的很多，仅我们小小的生产队就有三例。

　　听说大嫂读书时是家里四姐妹中成绩最好的，读小学时还当过班长。大嫂到我家后，增添了一个正劳力，家庭生产生活等诸方面稍有起色。她心灵手巧勤快，干农活、家务活都是好把式，整天忙里忙外，没有空闲的时候。她挑水施肥，织线纺布，样样在行。她种的蔬菜粮食产量高、养的猪个大肥壮，很多地方超过老娘，全家人从心底里佩服，邻居暗自羡慕。大嫂生第二胎时，早上还挺个大肚子到田里掰六谷蒲，下午儿子就呱呱坠地了。

　　仅靠几亩的薄水田和几分贫瘠的旱地难以生存，那阵子粮食产量低，早稻亩产只有四五百斤，根本不够裹腹，养不活全家人。老大到村集体办的白铁皮合作社做事。他打铁皮手艺娴熟，干得非常卖力，可收入不高，仍不足以承担大家庭开销。1978年，我读小学五年级，回家要5元钱的学费。老大面露难色说，你和老师说说，通融下，现在家里真的没有，期末一定交上。我留意到老大说这话时流露出无奈，还有些许的坚强。

　　老大有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后，大嫂自然而然地在老大面前提起分家的事。起始，老大坚决不同意，他念及下面几个还未长大的弟妹，都还在读书。为此，老大和大嫂吵了几架，闹得全家不痛快，蒙上一层阴影。我后来理解大嫂，她也不易，因为那些年老大挣来的钱都悉数交给了老娘，用在整个大家庭的开支上，而自己却没有留下一点积蓄，连子女生病问医的钱，也要向婆婆要，要看婆婆的脸色。有一次，大嫂心情郁闷，就整天卧在床上不起来，饭也不吃。不知老娘是工于谋略还是显示长者的威严，特意嘱咐我把饭菜端过去，送到她面前。大嫂看着我单纯不懂事的眼神，难过的背过身去，暗暗抹泪。老大每天承受着现实巨大的压力，夹在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间，左右为难，心情极为纠结，苦闷，看不到希望，看不见前途，看不到出路，焦虑攻心，精神恍惚。一个夏日的夜晚，一时想不通，一气之下猛然喝下半瓶乐果（一种剧毒农药），然后昏昏沉沉躺下了。农药瓶子打破在床前，散发出刺鼻的呛人的气味。大嫂发现后，大惊失色，大声哭喊起来。邻近的几个堂兄弟闻讯而来，背起老大夺门而出，沿着逼仄弯曲的小路往乡卫生院狂奔。途中，老大冒了一阵又一阵的虚汗，呼吸短促，脸色潮红，身子软绵绵的。堂兄弟急中生智，把老大头部朝下，倒扛在肩膀上，还用鸡毛不停地在老大嘴里刷弄，想用这种法子刺激老大呕吐。到了医院，医生先用肥皂水灌洗肠胃，把农残清理干净，再挂上了盐水，硬把老大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医生说，幸好老大命大——当晚吃了两大碗面条，农药大半还停留在喉咙口，只有一小部分进入胃部和血液！过了一个星期，老大出院了，人瘦了一圈，脸色苍白、清癯，眼窝深陷下去，步态慢吞吞的，失却了以往的风风火火。他也后悔自己的轻生行为。如果老大真的去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家庭以后还怎么维持！

　　九十年代初，老大在诸暨谋生时结识的东家儿子在上海浦东从事建筑业，事业如日中天，便邀请老大“出山”，帮助做建筑工地上水电安装等管理工作。老大第一次到大城市创业，凭着质朴善良，工作积极肯干，管理精打细算，颇得公司的欣赏，授予他很大的权利，包括公司部分资金划拨方面的来往。但这个东家儿子是个“暴发户”，态度粗暴，待人不诚。老大和他合不到一起，又萌发了回乡的念头，干了二年辞了职。回乡后，老大又面临重新寻找工作的压力。他先是和老二及表兄弟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开服装店，干了两三年，生意一般就歇业了。老大是个闲不住的人，忧患意识极重、危机感强。很快，他又重操旧业，在东阳城里开出一家白铁皮店，做些白铁皮畚箕、漏斗、谷仓、水桶等生活用品。老大不甘心小打小闹，白铁店开了一年后又关门了。这次老大是西行千里，辗转到了贵州省遵义市一个县开起了床上用品店，大嫂连同高中毕业的儿子也一同去了，经营状况一般。老二和姐姐也在那一带开同样的店。那些年，老大都要到大年三十前一二天才能回家。有一年春节，他独自一个人在贵州守店，年后才回一趟老家。床上用品店的经营又难以为继，老大只好又回乡了。老大在家说是休养一段时间，其实心里像猫挠似的难受，一日三餐不是滋味。很快，他又跟村里的发小到杭州、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打零工，犹如一介浮萍，被生活的狂风暴雨吹打，四处飘零，不为别的，只为生计。老大从事的是建筑工程项目中管道通风的活，是个高强度的劳累活，发小待他不错，付给他每个钟点大约20元工资。可一天下来，累死累活不到200元，尽管老大很节俭，除去生活开支，一年挣个2万多块钱。一日，我打电话给老大，问他晚上在做什么，有电视看吗。一副有气无力、低沉喑哑的声音从那头传来。老大说，累了，早早九点钟不到就上床了，脸上污黑一团都懒得洗。搁下电话，我心里十分难受、沉重，脊背凉飕飕的，可又没办法帮上老大。

　　时间不会因为你快乐或悲伤而停顿，一如既往无情逝去。到了2006年，老大已经52岁了，他再次筹资百万，披挂上阵，整装出发，南下广东佛山置办童装厂。对这次创业，我理解为是老大此生事业的最后一搏，是破釜沉舟的巨鹿之战，只能胜不能败。老大带领一家人起早摸黑，勤俭持厂，从节约一针一线做起。每年回家过春节，老大宁愿选择10多个小时绿皮火车的颠簸，也舍不得花钱坐一次高铁。广东创业11年，老大逐渐积累了一些财富，足够支撑他后半生生活。

　　前些年，老大停了厂子，赋闲在家，人发福了。可老大是个不满足的人，我看他眼光还有希冀，还有几许不淡定，还在渴望和寻找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