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蓓

　　南宋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出面邀请陆氏兄弟与朱熹见面。该年六月初，陆九渊、陆九龄应约来到江西上饶鹅湖寺，双方就各自观点展开激烈辩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天下皆知，然而，在距离鹅湖书院仅150公里的开化包山听雨轩，同样亦曾经有过一次“东南三贤”的“包山之会”，这就鲜为人知了。

　　“鹅湖之会”剑拔弩张

　　南宋淳熙年间，这是一个堪比百家争鸣的时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在思想层面衍生出许多学术流派，一时间，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彼时，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被学子们奉为刻苦发奋的信条。他们不再局限于考取科举获得功名，而是更醉心于探寻学问的终极真理。于是，许多大儒横空出世，他们带着各自的观点，在追寻学术真理的道路上摩肩接踵，毫不退让。而在众多善于思考和辨析的人群当中，出生于江西婺源的朱熹，无疑是影响力最大、最熠熠生辉的一个人。

　　淳熙二年（1175），朱熹刚刚在其寒泉精舍和金华吕祖谦共同编选了《近思录》十四卷。之后，由吕祖谦牵头并发起邀请，朱熹在江西鹅湖寺的鹅湖书院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会面。虽然吕祖谦的意图是尽力想要调和他们两派的学术观点争执，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相同的学术观点。鹅湖之会说到底，是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场辩论争鸣。它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鹅湖之会辩论持续了3天，期间虽然有吕祖谦从中斡旋调解，但最终双方还是不欢而散。

　　自此，中国儒学，便有了“理学”和“心学”两大分野。

　　“东南三贤”齐聚包山

　　包山，是马金镇马金溪西面的一座高大孤山。山上林木郁葱，荆柴丛生，并有几处悬崖峭壁。山的四周有平坦开阔的马金畈、姚家畈、星田畈、徐塘畈和霞山龙村畈，约一万余亩粮田。钱塘江源头的马金溪、何田溪、杨和溪三溪穿田畈而过，世世代代养育着勤劳淳朴的马金人。由于此山处于村庄包围之中，故名“包山”。自唐代以来，一直是马金西村汪氏族人的聚居地，俗称“包山故里。”

　　南宋乾道末年（1173），曾任朝廷讲义校尉检法官的“包山故里”人士汪观国（字廷光）“既仁而归”，在其居屋之左建“逍遥堂”（又名“听雨轩”）义塾，与其天性颖悟、博学广闻的国学进士弟弟汪杞（号端斋），论道游燕、课读子弟，以终其年。

　　翻开马金《汪氏统宗谱》，阅读卷之三《包山书院小引》，一段文字赫然在目：“时东莱吕先生从金华讲学来此，翁遣湜、浤二子游于门墙。又晦安朱先生自建安过东莱讲道，见其颖悟，甚加称奖。后朱、吕二先生暨南轩张先生、象山陆先生、吕祖俭（吕祖谦之弟）等各赋听雨轩诗，以美之。”

　　从《包山书院小引》记载内容来看，当时的“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栻都来到了包山听雨轩。而陆九渊的到来，更是把“鹅湖之会”没有解决或者没有达成相互认可的一些学术探讨问题带到了“包山之会”上。大儒们不但在此讲课论道，还留下了许多诗篇，这就是历史上的“包山之约”。

　　关于“包山之约”，在吕祖谦的《年谱》里有所记载。孝宗淳熙三年（1176），这一年吕祖谦曾两度入三衢。一次在正月十二日，祭奠汪应辰。汪应辰是吕祖谦的业师，卒于淳熙二年（1175）十二月十九日。次年正月十二日，吕祖谦遂匆匆赶赴三衢哭丧，且撰《祭汪端明文》。很显然，悲情中的吕祖谦这次入衢，恐怕是无心绪游访开化包山“听雨轩”的。再一次就是该年的三月二十八日，《年谱》里记录着：“淳熙三年（1176），应约，往会朱编修（即朱熹）于三衢，四月十日返归于婺。”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束景南教授在他编纂的《朱熹年谱长编》中讲到：“淳熙三年（1176），三月二十八日，与吕祖谦会于开化。讲论学问九日。”

　　回望那一年，朱熹要回老家婺源扫墓，相约与吕祖谦在三衢一带会面，讨论编修《近思录》相关事宜。朱熹和吕祖谦在当时是社会上的大名流，若他俩同时出动时，必然会引发社会多方关注。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知道两人相会的行程以及地点，使两人的交流不受到外界过多的干扰，两人作了周密的策划和安排。

　　淳熙二年三月，朱熹给吕祖谦写了一封信，就相会的地点等相关事宜提出了要求：“承喻以期会之所，甚幸。但区区此行，迫不得已，须一至衢，正以不欲多历郡县，故取道浦城以往。只拟夜入城寺，迟明即出。却自常山、开化过婺源，犹恐为人所知，招致悔咎。今承诲谕欲为野次之款，此固所深愿。但须得一深僻去处，跧伏两三日乃佳。自金华不入衢，径趣常山道间尤妙。石岩寺不知在何处，若在衢、婺间官道之旁，即未为稳便。盖去岁鹅湖之集，在今思之，已非善地矣。”（出自《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四十五）最后，此次三衢之会的地点是由吕祖谦来选定的。

　　那么，吕祖谦为什么会选择包山听雨轩呢？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据《大桂文峰张氏宗谱》记载，彼时，范成大（“中兴四大诗人”之一、参政知事）的女儿，嫁给了开化张村珠山张容的儿子张蒙，而张蒙是吕祖谦的学生。当范成大来到开化张村珠山看望女儿时，也常常会在珠山偶遇外出讲学途经开化、在学生张蒙家里小住歇息的吕祖谦。老友相见，甚是欣悦。而群山叠翠间的开化，也因此在吕祖谦的心里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

　　乾道末年（1173），当包山义塾“听雨轩”主人汪观国带领其弟前来珠山拜见，并诚挚聘请吕祖谦主教汪氏“逍遥堂”学馆时，吕祖谦愉快地答应了。在马金包山主教汪氏“逍遥堂”学馆的三年时间里，吕祖谦还把汪观国的两个儿子汪湜、汪浤亦收于门下。并且，朱熹知道吕祖谦主教于开化，每次自建安（今福建）去往祖籍婺源时路径开化，都会特意转道包山去看望吕祖谦，并曾为吕祖谦主教的包山学馆题名：“听雨轩”。可见，开化包山“听雨轩”在朱熹和吕祖谦两人的心里，是极有分量的一个地方。

　　现如今，后世学者也都认定他们会面的地点是在开化包山“听雨轩”。即鹅湖之会的第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熹去往婺源祭扫先祖坟墓，经浦城至衢州哭祭汪应辰后，作《祭汪尚书文》，过常山径往开化。二十八日，同吕祖谦、张栻，以及远道而来的陆九渊约见于开化县北汪观国、汪杞兄弟俩的听雨轩义塾，讨论学问及讲学九日，这就是历史上最后的“东南三贤”之会——包山之约。

　　留给包山一颗文化种子

　　从《汪氏统宗谱》的记载来看，朱熹、吕祖谦是应了儒林好友、“听雨轩”义塾主人汪观国、汪杞兄弟俩的邀约，确定在开化包山会面的。不仅如此，当时“包山之约”在场的，还有许多当时的其他儒林名士。

　　“君子和而不用”，不同于鹅湖之会的剑拔弩张，包山之约则显得其乐融融。在开化包山听雨轩，尽管朱熹与吕祖谦两人对《易经》《尚书》《诗经》以及史学方面都进行了较为激烈而尖锐的论辩。比如对于《诗经》，两人都认为，当时的学界不通过《诗经》本身来研究《诗经》，却以《序》来解释《诗经》，难免会有所偏差；对于《尚书》，朱熹反对为《尚书》全书做注解，因为《尚书》中有伪篇；对于《易经》，朱熹刚开始则认为《易经》是卜筮之书。朱熹说，历史的作用在于讲明义理，而不在于叙说具体事件，因此他推崇微言大义的《春秋》，以褒贬的方式来记录历史。而吕祖谦却推崇《左传》《史记》，讲究“事功致用”，以客观事实记叙是非功过，从而给人以启迪，这才是治史的目的。以上这些观点的辩论都体现了两人在治学上的相较对立。

　　然而，在那个落雨的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的开化包山花木扶苏、草叶清亮。当滴滴答答的雨珠悄然溅落在听雨轩的檐角时，那些在儒学领域里各领风骚的名士、那些以学术名震天下的大儒，他们在包山的层峦叠嶂中，一颗纷繁躁动的心，已经得到了轻柔的安抚。尤其是对刚刚痛失故友的朱熹和吕祖谦来说，绿荫环绕、流水潺潺的包山，亦暂时带走了他们心头的杂念。大儒们抛开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在钱塘江源头的绿水青山间听雨、看花、吟诗，他们找到了心底深处一份对美好自然无比喜爱的共鸣。所以更多的时候，他们游山戏水、和乐融融，他们把眼光和注意力投向了眼前青翠的山峦和碧绿的田野、以及常常倚于门墙上认真聆听他们讲学对话的、汪观国那一对聪颖可爱的孩子身上。

　　当大儒们出口成章，吟咏出“试问池塘春草梦，何如风雨对床诗。三熏三沐事斯语，难弟难兄此一时”“玉笋参参好弟兄，幽轩共对短灯檠。搏风万里知将遂，听雨几年心独清。戏采捧觞欢正洽，对床欹枕梦初成。此时细细檐花落，别是一般风雨声”的诗句时，后世的学者，至今仍在回味那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师们云集包山，联床听雨、赋诗唱和的一道文化大餐。

　　现今，除了《汪氏统宗谱》以《包山书院诗集》集结的方式，记录了那场“包山之会”的盛况之外，后世再没有更多的史料留存。此外，《开化县志》卷六、《浙江通志》卷四十八，亦都有同样的记载：“朱晦翁先生，新安人，尝至开化潭口访江淇，又作《听雨轩》诗赠汪观国、汪杞兄弟。”

　　“包山之约”后，大山里的开化包山听雨轩为天下的学子提供了一处负笈求学、探寻真理和题解大道的实践场所。开化包山，以广博开放的姿态，接纳着四方的饱学之士。同时，它又谦虚地将各种学识见解、观点学说，无声地融合到开化乡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包山之会，留给包山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一座圮废了的书院，更是一颗能够繁衍光大的文化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