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蓓

　　在1988年开化县首轮正式编纂出版的《开化县志》中，有一条来自“明代”的大事记，这是一条关于开化老城墙的大事记。曰：“天启三年（1623），创办官陶，烧制大型城砖，规格为39×19×9.5厘米，用以改建城墙。”这条明代的大事记，为我们揭开了一段有关开化的古代修城史。

　　开化明代修城史

　　自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建县以来，“开化旧无城！”这是明代崇祯《开化县志·城池》中记载的第一句话。

　　开化县城的修建最早要追溯到明正德七年(1512)，在此之前，开邑原本未筑城，每遇江西等地寇贼至，开邑民众纷纷逃到府城衢州避难。当时在开邑城墙尚未修造起来之前，开化城里的老百姓备受饶寇惊扰，四处逃窜。

　　明正德四年(1509),江西饶寇到达开化星口白渡等地，越三年后又至杨林镇壕岭关号岭村周边侵犯，饶寇所到之处抢财劫物，甚是扰民。为了防范饶寇屡屡犯境，当时的开邑知县杨灿听从乡绅耆老徐瓘等人的建议，开始着手规划开化古城的城址、城墙。

　　初建时期，开邑只是草创土城为城墙，规模建置为东临金溪，西倚山阜，南北踞平壤，周围二千八丈五尺，高一丈三尺，厚一丈。同时新建的开邑土城墙共辟6个城门，分别是南曰迎恩门，北曰望极门，东曰金钱门、通济门，东南曰起凤门、钟秀门。新建的城墙并且设置了水门2洞，以便于曲水流觞。城墙雉堞凡二千一百六十，城墙上间隔建有窝舍十四间，供守城将士休憩补给之需。

　　明代方豪在《修城记》中详细记载了开化初次修建城墙的经过，以及初建城墙的规模和作用：“凡六门，门各有楼。壮丽逾昔，望之若州郡。不烦寸兵，寇至可燕。”

　　历史上的首次修建开化城址、城墙，集思广益，众手拾柴，可谓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修城史。从佥事刘公祥炳开始，到分守参议罗公钦德“议城”，再到开化知县容侯九霄、杨侯灿“相继从事”，以及巡视都御史陶公炎“议为永图”，镇首太监刘公景、总制都御史俞公谏、巡按御史袁公宗儒“齐心议协”，又得到了宁波推官颜侯盘的“协助使之”。后来还有时任分守参议段公敏代替了罗公钦德，佥事储公珊代替了佥事刘公祥炳。在首次修城任务的分工上，颜侯为之纪，段公为之纲，储公为之监理。当召集来的流离百姓稍稍集聚，段公、颜侯及杨侯即刻大召民工于庭，宣告巡视都御史陶公德意。曰：“尔辈之存，实存乎城，城之未为寇之利也！遭寇之惨，孰与为城之劳？”于是，和者欢诵稽首，丰者以财，壮者以力，慧者以谋，百姓众志而成城。

　　一座古城池，因为有着官者与民众的共同心愿，才有了这八方的鼎力支援，使得古老的开邑城第一次可以骄傲地说：“城者，可以自守也！”

　　然而到了明嘉靖十八年（1539），开化城墙圮于水患，明乡绅宋淳在《修城记》里记载了当时的惨状：“洪水骤至，城没东南，毁垣漂屋。”虽然开邑城墙的西北面缘靠卧佛山、钟山山阜，然亦有多地塌方崩圮，城之颓废之势，亦如饶寇侵袭一般凶猛。

　　洪水过后，痛定思痛，开邑修城之议，再起。

　　嘉靖二十五年（1546），时任知县孙维禄倡议重修城墙。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知县周应奎接任，重新修葺被洪水冲毁的开化古城墙：“于是加以完成，其费则取诸云雾山价”。民国三十八年《开化县志稿》记录了当时官府以700余两银子的价格，将云雾山承佃给开化乡绅宋淳，用于筹措修城墙所需要的资金。此次修城墙的同时还修筑了城墙护堤，特开辟了一条马道，建制规模仍照旧时址，然古城墙气势却更蔚然壮观了。

　　明隆庆戊辰（1568），开邑知县朱谕又增筑城垣，加高开化城墙至三丈，并添建南北月城，使之洪水永不为害，民众得以安堵。辛未，知县徐忡濂，因龙潭水势冲激县城东北一带民居，乃建议于龙潭之口，傍钟山之麓，筑一条石坝。石坝长约百丈，高约一丈，用以抵御金溪水势冲击之害，邑民永以赖之。这座古老的石坝，就是今天开化城里人人都熟悉的龙潭大坝之雏形。

　　越五十年后，城墙又渐渐圮废。至明万历年末，有盗贼跃入开邑东城抢劫典铺，以及开邑西城倚卧佛山麓的城墙有半壁倒塌，深夜老虎闯入城内，进入街市、入户民宅扰民，民恐惧之。至天启三年（1623)，为“一劳永逸计”，知县王家彦再议修筑城墙之事。此次修城墙，他建议“采石厚奠基，创设官陶以为砖，每砖兼恒砖之四，且由他亲自稽核工程”。知县王家彦的这一次大规模修城墙的壮举，被历代志书作为一条重要的大事记记载了下来，流传至今。

　　王家彦是明代最后一位组织大规模修葺开邑城墙的知县。在他提出修葺开邑城墙的时候，恰逢有一位傅姓盐台大人（注：古代实行食盐国家专卖，个人不能私自生产运输和贩卖。故盐台又称盐道，即正四品官，主管数县乃至一省内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和税收）听说了此事，专门捐助了三百金给知县王家彦，以助他修城。又有开邑热心的诸位义工协助差役做工，修城工程进展得很快。王家彦还专门创办了开化官陶，命工匠烧制大型城砖规格为39×19×9.5厘米，用以改建、加固开邑城墙。他还亲自督工，稽核工程建造质量，不数旬而工程告竣。雉堞累累，开邑城墙壮固倍昔矣！

　　第二年，开邑又逢遇大水，然这次洪水仅入城之东南角，城中百姓、房屋无一倾压漂溺者。一城百姓，于滔滔洪水中安然无恙。城中民众甚是感念王家彦的保障之功，特为王侯建祠于南门，又于西城卧佛山之绝顶建亭，亭名曰“王公亭”，志之。

　　开化清代修城史

　　至清初，开化城墙又坍塌圮毁严重，急需重新修葺。然而苦于没有资费，一直耽搁着。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邑知县南廷瑛再次提议修复古城墙。然而如此巨大的修城工程，邑侯南廷瑛却没有动用开化民间老百姓一分钱资金。据史料记载，当时县令南廷瑛钦奉上谕，准备动帑项兴修，然而由于工程浩大，开邑独力难办，奉宪又派西安（今衢州）、龙游、瑞安三县共同协修。也就是县令南廷瑛将修城之事上报朝廷之后，朝廷把修开化城的任务分摊到衢州、龙游和瑞安三县共同来协助完成。

　　尽管如此，由开邑自己承修的县城西北一半城墙，由于地僻一隅，交通闭塞，经济相对落后，开邑依然难以凑齐修城墙所需的那部分银两。应该怎么办？开化盛产木材，情急之下，当时的开化县令南廷瑛就想出了一个用本地木材去龙游换取城砖的办法，使得修城工程终于如愿完成。

　　此次大规模修葺城墙，其中开邑知县南廷瑛负责分修外城一百六十八丈七尺，内城九十四丈九尺，金钱、钟秀、北门月城建楼三座，上城马道四座，加高内外城身通济门下首各一百一十二丈，西北山上踏步一百六十丈，山上侧进二十丈五尺。

　　原任开化知县后调任瑞安县知县的成兆豫，援助分修外城身五十九丈七尺，南门月城建楼一座，头截加高内外城身各五十三丈，山上侧进二十三长五尺。

　　西安（今衢州）知县胡师亮，援助分修外城五十四丈九尺，起凤门建楼一座，门外扇面步头一座，上城踏步一座，二截加高内外城各六十二丈，西南上山踏步四十丈。

　　龙游知县黄梅，援助分修外城五十四丈四尺，内城二丈，通济门建楼一座，三截加高内外城身各六十二丈，上山踏步四十丈。

　　此次城墙修葺完工后，古代志书这样记录开化古城墙：“维城岩岩，东俯巨流；楼橹雉堞，巍然称雄。”

　　而对于古城墙内的古城池，亦已然初具规模。清乾隆《开化县志》在“坊巷”中这样记载：邑有11坊，分别是“澄清坊，在县东十五步”；“崇文坊，县东二十步”；“进德坊，县西十步”；“正义坊，旧名采芹，县东三十步”；“熙春坊，县西二十步”；“亲民坊，县东二十步”；“宣化坊，县北二十步”；“淳化坊、厚俗坊，县南二十步”；“通津坊，县南五十步”；“迎恩坊，县南十步”。街巷共有14条巷，巷名分别是“东泉巷、青墙巷、赵家巷、崇文巷”，这四巷俱在县城东面；“积魁巷”在县东南面；“芝田巷、虞家巷、文学巷”俱在县城西面；“双井巷、上九曲巷、下九曲巷、太和巷、后稷巷、洙泗巷”俱在县城南面。

　　到了清光绪六年（1880），开化知县雷铣因县城北门城楼倾斜将圮，适逢有因公助费者，遂于是夏兴工修葺。至秋，城楼复旧。这也是清代开化县最后一次修城墙了。

　　此后，民国十九年（1930），开化因建筑监狱，拆望极门一带城砖以为城西建监狱之用。民国二十三年(1934)，因匪患，开化又修了一次古城墙，筑泥墙为雉堞，一直沿用着。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旧城改造中为了拓宽县城，拆了开化古城墙上的“通济”“钟秀”两座城门。“金钱门”则被重点保护重修，垫高了古城门墙基，这是如今人们可以看见的开化县城唯一仅存的一座老城门了。

　　寻找老城砖里的古城记忆

　　走在今天开化县城正义坊弄、兴贤坊弄、重镇弄等老字号弄堂，在那些古旧低矮破败的老房子上，总是能找到几块老城砖。仔细看看，在那些老城砖上面会刻有字印和戳痕，我已经发现了好几块印有“城砖”“砖”“万”“龙游砖”“功德”“县令”等这样的字印和戳痕的开化古代老城砖了。从这些老城砖上，依稀可见古代开化修城墙的点滴历史和细节。

　　在开化老县衙遗址新华弄，我也找到了几块刻有“城砖”字印和戳痕的老城砖。它们被叠压在一位老居民家门口的青石板之下和一块大青石洗衣板的底部，这两块带有椭圆形戳印“城砖”二字的黑峻峻的老城砖，显得特别古朴沧桑。我根据其特征可初步判断是当时开化县修城墙时自己建窑烧造的，因其灰扑扑的颜色有着龙潭溪石的特质。

　　很显然，在清代修城墙时，开邑经费不足，“龙游砖”是开化县用木材跟龙游县交换得来的。而知县王家彦曾在开邑龙潭开采溪滩石，并且创办了开邑自己的官陶烧筑城砖，官陶窑址就建在城东现今的凤凰山脚下。可以说在明代开邑修城墙时，所用城砖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还有一些戳印是“砖”“万”字的老城砖，则是“窑户名（姓）”或是“窑砖名（做个标识）”用的。而像“光绪XX年”“乾隆XX年造”“县令XX”等这样刻字印模的城砖，则是“纪年砖”或是“县令名”城砖了。

　　在古代，烧制城砖的工艺和责任来不得半点马虎，只要发现城砖的质量有问题，上至各级官员，下至乡里和烧砖人都得治罪。所以，在城墙的砖头上勒刻名或姓，这不是为了青史留名、千古流芳，而是在执行一种叫作“质量追溯制”。城砖上铭刻的那些字，其实就是一份对工程质量问题负责任的名单。

　　在城砖上刻人名的用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责任到人。无论是监造官、提调官，还是烧窑匠、制砖人，砖块质量如果有问题，都会受到惩罚。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交砖时，检验官会让两名士兵抱砖相击，如果城砖不脱皮、不破碎，声音清脆，方为合格；如果城砖掉皮、破碎，声音浑浊或有裂缝，则为不合格。不合格砖块一旦超过了一定的数量，则该批次城砖即被定为不合格产品，就必须砸碎了，重新烧制。如果发现有两次检验不合格的，那么城砖铭文中记录的有关提调官，以及各个环节的责任人就会受到严惩，重者甚至会被砍头。

　　责任重于泰山，质量重于泰山。所以，这就是开化古代老城砖要刻字戳印的一个重要缘由。因为只有用这样稳固的“官砖”堆砌而成的城墙，其城池才能几百年风雨安然不动，才能保证一城池的老百姓平安吉祥。

　　一块老城砖，就是一段修城的历史，亦是一个守城的故事。一块块小小的老城砖背后，都铭刻着这个小城所历经的风雨和沧桑，每一块老城砖都是这个小城最忠实的历史见证者。它们曾经竭力为这个小城的百姓抵挡过洪水、抵挡过猛兽、抵挡过盗贼、抵挡过饶寇，而那些刻字的老城砖，也默默记录了这个小城里的人们曾经怎样用心守护这一城的风雨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