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堂，自然堂

　　老鹰也难飞过岗

　　千年不听锣鼓响

　　百年未见戏进庄

　　如今来了共产党

　　银幕挂到家门上

　　开化是个纯山区县，山高坡陡以马金为最。自然堂是当时开化县徐塘公社最为偏远的一个小村庄。这首歌谣刊登在浙江省电影公司的内部刊物上，它记录下当年马金公社电影队放映人爬山过岭，不畏艰难困苦，通过肩挑背扛，将电影文化送进每个小山村的故事。

　　方红升撰文 方承豪供图

　　一

　　1958年送“文化下乡”，开化县相继在几个大公社里成立了电影放映队。“一床被子、一双解放鞋、一把油纸雨伞、一竹筒干腌菜”“住祠堂、学校，宿粮站、窝棚”“夏天挡蚊虫叮咬，冬天熬霜雪侵扰”是活跃在山区的放映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年马金公社放映队的队长方生坤说：“生活上的艰苦并没有什么，大家只想着为了完成送电影文化下乡的宣传任务。”从老人说话的神态里、言语间，能够感觉得到在那段岁月里的辛苦，和放映人对电影文化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

　　马金，公路的尽头。当年205国道还没有开通，从县城里来的班车到了这里便折回城里。再往前延长的公路，只有从马金到杨和至界首的一段，全长不过七公里。然而，在马金公社区域里的放映点有142个，从马金到塘坞、霞山、齐溪、徐塘、何田全凭脚下用力，以步行为主。

　　马金公社电影放映队有队员三人，16毫米的放映机及配套设备一套，手摇四行程水冷式发电机一台。而最远的村庄离马金有80多里地，运送机器设备全凭肩挑背扛，且要赶在太阳下山前到达放映点。到放映点，除了维护设备、挂银幕外，还要深入到村庄里收集好人好事、赶制幻灯片，及时地给予宣传。

　　“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脚上穿的是解放鞋。冬天脚上生起冻疮来，痒得难受。总是这里还在用烤热的白萝卜烫摩，那边的冻疮却已破口发炎。”方生坤说。

　　生活上的艰苦与工作环境条件的恶劣，始终没有改变放映人对电影事业的火热追求，他们牢记工作职责，心里装着“安全放映”，消灭“白幕电影”。所以，放映人对待放映机器与设备，如同军人爱护武器装备一样小心细致。

　　“‘白幕电影’也发生过。”方生坤说：“那是一个梅雨季节，放映队去齐溪仁宗坑放映。当年仁宗坑没有室内放映的条件，只得在半山腰上的晒谷场挂起银幕。傍晚时分，村民们的短板凳、长板凳在放映场地里摆得整整齐齐。一阵快板宣传过后，正准备放映影片时，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一阵山风带来一阵大雨，淋透了银幕，电影便没法子放了。”

　　马金公社电影放映队自成立以来，除了自然界造成的“白幕电影”事故外，无一人为“放映安全”事故发生，因此受到上级多次表彰。

　　1959年被评为开化县文教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于1960年光荣地出席了浙江省“群英会”，并被树为浙江省“全党全民大办电影”的一面红旗。

　　二

　　古道漫漫，留下电影放映人的一路歌。

　　马金公社电影放映队里一共三人，分别是队长方生坤、放映员徐传惠、发电员张惠仁（后来是赵汝松）。“完成出勤日”是确保电影放映场次的保证。当年，马金公社电影放映队提出的口号是“确保出勤26天，力争28天”，作为队长的方生坤，几乎每个月都是在28天以上。

　　“那时放映任务重，放映点分布广，交通不便利，根本没有时间来想休息的事情。家里的事情顾不上，对待父母亲更谈不上关心。”说到这里老人眼含泪花。

　　142个放映点中，大多都是露天放映场。当影片在银幕上打出“完”字或者“剧终”时，放映场里的观众散去，热闹也随远去的脚步隐入夜色里。然而在放映场里，留下的是放映人孤独的身影。收机器下银幕，关停发电机收“两线”（电源线和喇叭线），这些都在孤寂的夜幕里进行。

　　特别是收“两线”，有时，手里还会捏到臭烘烘的东西，凑近一闻，原来是小孩在上面拉的一坨屎。待收拾完放映设备去派饭的东家想洗洗时，东家早已闭门休息，只得来到涧溪边，嘴里“呼啦、呼啦”地响着抗寒冷的号子，汰掉手上的屎尿味儿，再去到半山坡上的小学校里，躺在用几张课桌子拼凑起来的“床”上，在被子里颤抖着、相互挤出点温暖挨到天明。

　　放映人下乡一般是由大队里派饭的，每一餐饭付伙食费三角八分钱和一斤粮票。上世纪60年代，物资匮乏，农村里的生活更加艰苦。特别是季节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把紫云英炒了当菜吃也是常有的事情。

　　有一回，队员们收拾完设备时，到了吃饭的时间。三人便坐在村里的祠堂门口等着派饭的东家。然而左等右盼直到过了饭点也不见来。

　　这时，大队里的粮食保管员路过祠堂，见三人面显疲色，便问：“还没有吃饭吧。”

　　三个人同时答道：“没有。”

　　见此，粮食保管员估摸着说出实情：“可能是今天的饭没有派下去。”

　　听到这话，三人一脸迷惘，一时不知所措。

　　好在粮食保管员心善，叫上他们跟他一起回家吃饭。

　　三

　　在山里，看上去村庄就在对面的山坡上，而一旦走起来就需要半天的工夫。平时空着双手走山路都有些费劲，而要挑上百多斤的放映设备上山就更难了。进山放映运送设备时，“绑担子”是有“学问”的。“绑担子”时绳子过长，上山时前面的设备就会在山路的石阶上磕磕碰碰，费劲又危险；下山时后面的设备就会在台阶上“得哒、得哒”地一颠一颠，弄得人胆战心惊。

　　去外山大队的路有两条，一条缓而路长，另一条坡陡而路短。电影放映完毕已近深夜。这时公社来了通知，要放映队立即赶到公社，为第二天在七里垅林业建设工程做现场宣传工作。放映队连夜出山，外山大队也派出劳力帮助运送器材。

　　山里的夜较山外的夜要黑得多，何况已近深夜，留给出山的人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空间。

　　摸黑出山是山里人的大忌，弄不好就会掉下山崖、滚进山谷，或伤或亡那就得听天由命了。六个人，一个火把，羊肠小道。肩挑、背扛两人抬，能想起来的运送形式全用上了。

　　松明灯燃起来的火光，在夜的山里并不通明，它被黑夜压制得只剩下“咽咽一息”。

　　到达公社时天已放亮，队员小张才觉得左脚板生疼，低头一看，原来解放鞋的底早已通透，他如同光脚走了七十多里地。

　　“独轮车”是一种单轮的木制运输工具，要轻松熟练地驾驭它并不容易。首先是装车。两边车架上的放映器材必须要装叠得平衡。其二驾驭人必须得脚踏“鸭步”。第三背绳子拉车的人与驾驭人步调要一致。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很容易出状况。

　　“独轮车”最怕走的是木桥。霞山公社离马金不远，走小路过一座木桥也就到了。就是因为这座木桥，差一点出了大事。

　　那日，“独轮车”辗上了桥板，却落进了桥缝里止住了前行。因惯性的原因，眼见“独轮车”歪斜起来，往桥下侧翻下去。好在是方生坤驾驭，他力气大，硬生生地将“独轮车”连同一车子的设备，用双手掰持回来。

　　这样的事情与去岭里的那次遇险比起来，似乎小了许多。

　　转场从岭里放映出来，必须要过一座木板桥，才能跨过马金溪。雨季里的马金溪，山洪说来就来，河水说涨就涨。上桥时，河水清澈缓急有序，三个人便坦然地上了桥。当走到桥中间，河水突然间咆哮起来，冲击得用来做桥墩的两根柱子“瑟瑟发抖”。

　　桥有些摇晃，如风吹杨柳般地摆动。越走越让人脚下没根心里发虚。护着器材一溜小跑往对岸，驾车的方生坤后脚刚离开木桥板，身后一阵“哗啦啦”的乱响。

　　桥塌了，塌得很彻底。

　　“好险啊。”三个人异口同声地惊呼起来。

　　四

　　电影走进山村，离不开放映人的辛苦。而山里人看电影的各种形态的表情包，似乎是一种苦中有乐的故事。

　　第一次进山放映，山里的孩子们像过年一样欢喜，学校里的先生看出了学生们心里的“小鹿”，便早早地讲完课程。地里干活的大人也无心做事，生产队长看在眼里，便说：“妇女们早点儿歇工回家烧饭，男人们再多做一会儿，回家吃现成的。”

　　放映场里的银幕还没有挂起来，孩子们就背来长板凳占下位置。歇工的女人们，燃起了只有过节时才有的炊烟，把山里的气氛在铁锅里炒得香喷喷的。

　　放映前好人好事的宣传有声有色，幻灯片里的工笔画带出一阵快板的“噼哩叭啦”声音，硬是将幕前观看的老者给说愣了。放映机开启，而面朝放映机听快板的几位老人，没有转过身去，还是专注地瞪着放映机看。

　　“你们怎么不转过身去看电影？”

　　“我们这不是正看着吗？！”

　　听到这话，放映队的队员们全都笑了起来。

　　方生坤掩着嘴，强忍着笑，指了指银幕说：“快转过身去看银幕上边的光影子，哪有你们这么看电影的，这是机器哈。”

　　“哦，不是这么样子看电影的呀。”转过身去的老人，随后从前面传来声音：“这边是比后边那个机器好看。”

　　也有队员在山路上运送设备，突然走出一位老妇人，用力地拽着放映员的袖子不放，嘴里口口声声地说着要放映队赔她医药费，弄得放映员们一头雾水。

　　原来，月前放映队去他们村里放电影《武松打虎》，当放到老虎从树后跳出来时，坐在前面的老妇人仿佛银幕上的老虎是扑向她的，吓得她心脏跳动加速，一声“啊呀，妈呀”便晕了过去。之后，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这不，病情刚有所好转，便来找放映队“算账”了。

　　村里看电影的乐子很多。虽然这些乐子里，有些是对电影的认知不高而闹出来的笑话。每次看着劳累一天的社员们，能随着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喜怒哀乐，释放心中的情绪，解除一天的辛苦，这对放映人来说是一种幸福。

　　春天里的杜鹃花，虽不艳丽却能映红半个山坡。山区里的放映人就如同春天里的杜鹃花，用一双开满鲜花的手，为山区人民带去和煦的春风。